罗新璋
瓦莱利称：“司汤达围绕喜欢的题旨：拿翁、爱情、魄力、幸福，演绎出浩繁的卷帙。”[1]通常的印象里，巴尔扎克名篇就指不胜屈，称得上卷帙浩繁，殊不知司汤达留下的文稿也不少，亨利·马蒂诺编的《司汤达全集》（1927—1937）就达七十九卷之多。文学史家朗松评论道：“社会经过大革命的洗礼，对世人活动的隐秘动机和灵魂的内质品德，《红与黑》区区五百页所告诉我们的，不下于整部《人间喜剧》四十巨帙。”推崇《红》书的人，不乏溢美之词。就读者面而言，司汤达固不及巴尔扎克广，但同跻身于十九世纪大作家之列，却是不争的事实。
巴尔扎克（1799—1850）熟读拿破仑著作，早年编过一本《拿破仑文选》。相传写《人间喜剧》时，书桌上置一尊拿翁塑像，底座上刻下一句豪语：“彼以剑创其业，吾以笔竟其功！”在拿破仑崇拜方面，司汤达也不遑多让。还在小学生时期，听到意大利战场连战连捷，不禁惊喜雀跃。司汤达景仰带兵当将军的波拿巴（Bonaparte），而贬抑称帝做皇上的拿破仑。尽管风云变幻，他把自己心目中的英雄始终奉为“恺撒之后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”，并庆幸自己能步伟人之后尘，进入米兰、柏林、维也纳，直到莫斯科，亲身践履“拿破仑史诗”！滑铁卢一败，拿破仑颇受复辟势力的攻讦，司汤达于一八一七年底振笔疾书，几个月写了一本未成完帙的《拿破仑传稿》。时隔二十年，又写下他的《忆拿破仑》。一八三七年，司汤达已过知天命之年，自撰《亨利·贝尔传略》（Stendhal为笔名，Henri Beyle乃本名），写到最后一句，言尽于此：“生平只尊仰一人：拿破仑。”[2]他赞颂拿破仑强劲的个性，充沛的精力，敢冒风险，具有雄才大略。拿破仑是司汤达全部著作关注的一个中心，无论小说、游记、文论、史书，都或隐或现有皇帝的影子在。
从著作来看，司汤达小说家的才能，远胜于史学家的才识。他成就最大的是小说，小说中最成功的，是《红与黑》。书中的主人公于连，可以说是从拿破仑模子里刻出来的人物。司汤达把于连写成“内地青年，普鲁塔克和拿破仑的弟子”。于连以人中之刚者视拿破仑。跟拿破仑[3]一样，于连也有非凡的记忆。为迎合时局，他把《圣经》背得滚瓜烂熟，但最喜欢的书，作为他行为的唯一准则，使他为之怦然心动的书，却是《拿破仑回忆录》。有空一回到房里，最痛快的事，就是“重新捧起他心爱的那本书”，沉浸在辉煌的驰想里，想象自己像拿破仑那样叱咤风云，飞黄腾达，为巴黎美女所追慕。与市长较量占了上风之后，觉得“应当乘胜追击。趁这妄自尊大的贵族向后撤退之际，得把他的傲气彻底打垮，这才是真正的拿破仑作风”！
《红与黑》被文学史家评为十九世纪的一部关键力作，表现了法国大革命时诞生的一代，经过风云激荡的拿破仑时代后，跌入萎靡不振的复辟王朝，由此所感到的幻灭与愤懑。小说之成功，在于着力塑造于连这个人物，写他少年进取的雄心与庸俗现实的龃龉，写他出人头地的抱负与保守社会的冲突。同样一种英雄性格，由于所处时代不同，就有幸与不幸之别。于连神往于拿破仑，但已非生于“功名只向马上取”的拿破仑时代。只引得他一声浩叹：“哦，拿破仑！你那时代，靠打仗出生入死，以博取荣华富贵，那多痛快！现如今却去加重穷人的苦难，岂不卑鄙！”是的，到了一八三〇年，“军人没有出路，教士不是出路”[4]。英雄无用武之地，壮士有不得志之悲。拿破仑倒台后，出身低微的年轻人通向社会寻求成功之路已给封死。出身低微，渴求成功，本无可非议。但在复辟时期，个人无论多么能干，多么坚忍，也无法克服社会设在他们面前的重重障碍。故《红与黑》这部小说，实际是写一场失败，写于连从锯木厂走向断头台的失败。
如果说拿破仑是扫荡欧洲封建制度的成功者，那么，从维璃叶小城闯进爵府高第的于连，就是“向社会开战的不幸儿”[5]。他生就火热的性格，充满着进取精神，向往英雄行为，但活动在复辟倒退的社会，便成了一个颠覆神圣事物，拒斥现存秩序的叛逆分子。正如他自己所说，老天爷把他放在穷人堆里，却给了他一颗高贵的心。在自己家，和粗鲁的父兄说不到一起去；进入社会，在市长家、修道院、侯爵府，见到庸俗、虚伪、猥琐，觉得格格不入。而那个时代，已不是“面对强敌，凭我漂亮的行动，就足以解决立身处世的问题”。家庭、社会、时代，三不合宜，就苦了他。他年轻有为，也曾想干一番事业：“比如说我吧，竭智尽忠，为人正派，一旦当上维璃叶的市长会怎样？和瑞那先生一样，看我不收拾助理司铎和瓦勒诺，以及他们所有的鬼蜮伎俩！正义将在维璃叶大行其道！”但他既没能像拿破仑那样征服世界，名扬天下，也当不成维璃叶的市长，去惩恶除腐，伸张正义。他只能面对残酷的现实，强迫自己去探究卑劣的人心，再以虚伪的言行，行其欺诈的勾当。他倾向雅各宾主义，却参与保王党密谋；他蔑视贵族有产阶级，却往贵族有产阶级里钻。作为“为自己出身卑微而敢于抗争”的平民，于连为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，在敌对的环境中，虚与委蛇；因仰慕拿破仑而少有奇志，大有抱负，却为适应复辟王朝而随类相从，极尽虚伪。正当他向上爬而开始有成，平步青云，不意受到告密信的打击，便不惜功亏一篑，他要泄愤报复，慨然走上断头台。他一枪向瑞那夫人打去，打碎了他生活的幻镜，也打飞了他苦心经营的人生。这是于连个人的悲剧，也是所有杰出人物不用于世的悲剧。
《红与黑》的副标题，为“一八三〇年纪事”。司汤达后来说，这部小说是根据“一则现成故事”敷衍而成，意在描写一八三〇年的法国[6]。作品不仅在总体上，全景式展示了复辟王朝时期，尤其是查理十世（1824—1830）治下的政治社会生活；而且在细节上，如书中提到的《奥利伯爵》（罗西尼歌剧，春季复演）、《艾那尼》（雨果浪漫派名剧，二月二十五日首演）、《曼侬·列斯戈》（芭蕾舞剧，五月三日搬上舞台）、“英国新王登基”（乔治四世于六月二十六日去世，威廉四世随即登基）等事都发生在一八三〇年，点出特定的年份。所以，司汤达这部主要写于一八三〇年上半年的小说，提到许多发生在当年的真事，确乎称得上是“一八三〇年纪事”。
“小说，是一面镜子，鉴以照之，一路行去。”这是司汤达在书中提出“小说—镜子”说的由来。小说要像镜子反映行进的现实，于是我们在司汤达笔下看到内地生活的庸俗、圣公会的肆虐、贵族社会的奢靡与保王势力的猖獗。镜子“有时映现蔚蓝的天空，有时照出的却是路上的污泥”，这能责怪镜子吗？小说像镜子一样反映社会生活，就不能不涉及时政。而一八三〇年，正是法国历史上一个重要年份，七月革命的爆发，成为查理十世复辟王朝与路易·菲利普资产阶级王国更迭的契机。“一八三〇年纪事”，就意味着这是一本政治性很强的小说。司汤达在小说中借出版家之口说：“你的人物如果不谈政治，就不成其为一八三〇年的法国人。你这本书，也就不会像你奢望的那样，成其为一面镜子。”司汤达深知，政治像挂在脖子上的石头，会把文学拖下水的。“政治之于妙趣无穷的想象，犹如音乐会上的一声枪响。”
作为小说家，司汤达的高明之处，在于《红与黑》中固然有“枪响”，但更充满了“妙趣无穷的想象”。六年后，司汤达重读旧作，在书页空白处批了一句：“只有小说才能臻于真实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