古今中外，多少真正伟⼤的⽂学艺术作品，⼀经问世，即遭到⽆情的⾮难、攻击、批判，甚⾄查禁、焚毁，后来仅仅凭仗历史的公正，才最终获得其应有的地位，成为⼈类共享的⽂化艺术宝库中的瑰宝，彪炳千古。居斯塔夫·福楼拜的传世之作《包法利夫⼈》的遭遇，就是典型的⼀例。
福楼拜动⼿写《包法利夫⼈》，是1851年9⽉19⽇在卢昂近郊的克罗⽡塞别墅。经过将近五年呕⼼沥⾎的创作，直到1856年5⽉才完稿。但誊写⼈誊得⼀塌糊涂，他⼜不得不仔细校正，⾄5⽉31⽇，才寄给《巴黎杂志》他的朋友杜康。《巴黎杂志》是⼀家半⽉刊，将⼿稿搁置了三个⽉，才决定从10⽉1⽇⾄12⽉15⽇，分六期连载《包法利夫⼈》。但该刊审读委员会致函福楼拜，认为他的⼩说需要删节，请他把删节的全权交给编辑部。福楼拜未予理睬，仅在来函背⾯写了“荒谬透顶”四个字。从10⽉1⽇⾄11⽉15⽇发表的⼏部分，倒是未作删节。及⾄12⽉1⽇那⼀期准备付印之时，编辑部⼀位负责⼈对出租⻢⻋⾥发⽣的场⾯（即莱昂与爱玛从卢昂⼤教堂⾥出来后，乘出租⻢⻋疯跑全城那⼀段），忽然感到担⼼，说：“这⼀段不合适，我们还是把它去掉吧。”福楼拜对此⼗分⽓愤，但为了不使编辑部为难，便说：“你们要删节，悉听尊便，但你们必须说明你们作了删节。”于是，编辑部加了⼀条脚注：“审读委员会认为有必要删去此处的⼀段，因为它不符合本刊的编辑⽅针。特此说明。”事情并未到此⽌步，接着12⽉15⽇那⼀期，编辑部⼜决定删去⼏处。福楼拜确实恼怒了，经交涉，在⼩说正⽂底下刊出他的抗议：“《巴黎杂志》出于我不赞同的某些考虑，在12⽉1⽇那⼀期⾥已删去了⼀段。在编辑这⼀期时，他们⼜顾虑重重，认为必须删去好⼏处。因此，我声明对后⾯发表的部分不负责任，读者看到的仅是⽚断，不是整体。”
包法利夫⼈》⼀发表，⽴刻在⽂学界和读者中引起了轰动。当时负责严密检查所有出版物的帝国检察署，看到这部轰动性⼩说，《巴黎杂志》在发表时竟“顾虑重重”，多次删节，该刊审读委员会还特地声明，所删去的部分“不符合本刊的编辑⽅针”。这还了得！检察署⾼度警觉起来，对陆续发表的每⼀部分仔细研究，很快决定对这本书的作者福楼拜以及《巴黎杂志》发⾏经理洛朗⽐沙和印刷商⽐耶提出公诉。福楼拜等很快收到传票，审判于1857年1⽉31⽇开始。负责宣读公诉状的是代理检察⻓埃内斯特·⽪纳尔。此⼈是帝国政府豢养的⼀条鹰⽝，后来出任内政⼤⾂。他在公诉状⾥，指控《包法利夫⼈》“败坏公众道德，诽谤宗教”。其重点打击对象是作者福楼拜。公诉状最后要求法庭从轻处理杂志发⾏经理和印刷商，“⾄于主犯福楼拜，你们必须严惩”。
出庭为福楼拜辩护的是儒勒·塞纳尔律师。他在辩护词中肯定《包法利夫⼈》是“⼀本好书”“⼀本诚实的书”“这本书的思想，从头⾄尾是⼀种⾮常合乎道德、合乎宗教的思想”“它是通过揭露令⼈发指的道德败坏来弘扬道德”。塞纳尔是巴黎律师公会成员，曾任国⺠议会议⻓，可谓声誉卓著，⽽⼜雄辩机警。他的辩护词很有特⾊。当时，他如果不从肯定《包法利夫⼈》⾮常合乎道德和宗教这个前提⼊⼿，⽽从维护⾔论⾃由和维护艺术之于道德的独⽴性⼊⼿来进⾏辩护，那将是⾮常笨拙的。他不仅论证了《包法利夫⼈》是⼀本好书，⽽且肯定了它的艺术成就，强调它是作者⻓期深⼊、细致观察⽣活的结晶，赞扬了作者独特的艺术⻛格，甚⾄⼤胆肯定现实主义的描写⽅法。作为⼀个律师，在当时做到这⼀点是难能可贵的。
就在开庭前⼣，当时影响很⼤的诗⼈拉⻢丁，约⻅年轻的作者（福楼拜那时年仅三⼗五岁），对他表⽰⽀持。福楼拜问他：“先⽣，我因为写了这部作品，正受到轻罪法庭追究，指控我违背了道德和宗教，这⼀点你想得通吗？”拉⻢丁斩钉截铁地回答：“亲爱的孩⼦，在法国没有⼀个法庭能给你定罪。有⼈如此误解你的作品，并下令对它提出起诉，这⾮常令⼈遗憾。不过，为了我们国家和我们时代的荣誉，任何法庭都不能给你定罪。”事实证明，拉⻢丁的断⾔是真知灼⻅。⾯对《包法利夫⼈》这部杰作，⾯对德⾼望重的塞纳尔律师逻辑严密、雄辩有⼒的辩护，⾯对许多著名作家的声援和抗争，巴黎第六轻罪法庭在“判决书”⾥虽然指出，“在本庭受到起诉的这部作品应该受到谴责”，但不得不承认，公诉状所指控的段落，“⽆论从它们所阐述的思想还是它们所描写的情景，仍属于作者试图塑造的⼈物性格的范畴”，因⽽宣告作者福楼拜以及《巴黎杂志》发⾏经理和印刷商“⽆罪”，“不予追究”。
这是⼀个了不起的胜利。它不仅是福楼拜的胜利，也是整个⽂学界的胜利。福楼拜本⼈充分意识到这个胜利的重⼤意义，他说：“我这场官司是整个当代⽂学的官司。⼈们攻击的不是我的⼩说，⽽是所有⼩说连同创作⼩说的权利。”[1]统治者的倒⾏逆施往往产⽣与其愿望相反的结果。这场官司不仅为《包法利夫⼈》做了⼴告，使它在两个⽉内销售量达⼀万五千册，此后⼜⼀版再版，⽽且进⼀步确⽴了这部作品的历史地位。
《包法利夫⼈》描写的是⼀位⼩资产阶级⼥性因不满夫妻⽣活的平淡⽆奇⽽通奸，最后⾝败名裂，服毒⾃杀的故事。这样⼀个桃⾊事件，⽆论在实际⽣活中，还是在向来的爱情⼩说⾥，都是司空⻅惯的。何以经福楼拜写出来，便惊动了帝国政府检察署，⽴即对作者提出公诉，给他加上“败坏道德，诽谤宗教”的罪名，要求法庭“必须严惩”呢？这个问题的答案，只要分析⼀下这部作品的思想内涵便明了。
福楼拜写包法利夫⼈，着眼点不在写她的爱情故事，⽽在写她从纯真到堕落，从堕落到毁灭的前因后果及当时的社会状况。
爱玛出⽣于外省⼀个殷实农家。和许多乡下⼥孩⼦⼀样，她聪明伶俐，天真纯朴。可是，在19世纪上半叶的法国，⽆论巴黎还是外省的中上层资产阶级，都把⼥孩⼦送进修道院接受⼀段教育，培养贵族式的思想感情和⾔⾏举⽌，为⽇后进⼊上流社会打下基础。爱玛的⽗亲鲁俄⽼爹爱⼥⼼切，也赶时髦，把她送进卢昂的修道院。爱玛⽣性敏感，感情热烈，想象⼒丰富，在修道院⾥，“修⼥们在训诫时，反复拿未婚夫、丈夫、天国的情⼈和永恒的婚姻这些概念进⾏⽐较，在她的灵魂深处，唤起意想不到的柔情”，⽽宗教⾳乐课上所唱的抒情歌曲，全都“格调低下，⾳调轻浮，使爱玛窥⻅了诱⼈⽽⼜变化莫测的感情世界”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修道院禁欲主义的说教，只能起反作⽤，越发刺激她受压抑的情感和对爱情的遐想。不仅如此，1830年前后⻛靡⼈⼼的消极浪漫主义，配合天主教卷⼟重来的活动，也渗透进了修道院。正是在修道院⾥，爱玛接受了浪漫主义传奇⼩说的熏陶，成天满脑⼦情男、情⼥、眼泪与吻、⽉下⼩⾈、林中夜莺、凭窗盼望⽩翎骑⼠前来幽会的⼥城堡主。这些东西与她出⽣的环境和她⽇后的家庭⽣活格格不⼊。正是社会提倡的修道院教育，腐蚀了爱玛稚弱的⼼灵，在她灵魂深处播下了淫靡的种⼦，做成了堕落的温床。试想⼀想，如果没有这种教育，⽇后的爱玛及其⽣活道路，必然会是另外⼀种样⼦。由修道院陶铸出来的爱玛·鲁俄⼩姐，怀着对爱情的憧憬结了婚，成了包法利夫⼈。包法利是乡镇医⽣，按理说在乡间算得上⼀个体⾯⼈物，可是他平庸⽆能，感情迟钝，与爱玛幻想中的骑⼠相差⼗万⼋千⾥。爱玛所期待的爱情没有到来。⽽沃⽐萨尔的舞会却向她展⽰了灯红酒绿、纸醉⾦迷的上流社会⽣活。在这⾥，她体验到了奢侈豪华的⽣活的滋味，看到了养尊处优、浪荡调情的贵夫⼈，看到了曾经在王宫⾥很吃⾹、在王后娘娘床上睡过觉的⽼公爵，还同那位⻛度翩翩、颇有骑⼠派头的⼦爵跳过舞。这次舞会，是涉⾜社交⽣活的爱玛所上的第⼀课，使她在修道院时期所产⽣的天花乱坠的幻想，变成了看得⻅、摸得着的⽣活⽅式，在她的⼼灵深处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。后来她的⼀切渴求和梦想的背后，都浮现出这次舞会的难忘情景。包法利夫⼈本来并不是个坏⼥⼈，尽管受了这些教育和影响，在迁居永维镇之后，她还是⼀度发狠躲避莱昂的追求，⼒图当⼀个贤妻良⺟，甚⾄试图帮助丈夫在事业上创造惊⼈的成就，名扬天下。但是丈夫太⽆能，太不争⽓，险些断送⼀条⼈命，这使她受到不堪承受的打击，觉得包法利这个姓⽒给她带来的只有屈辱，因此本已岌岌可危的贞操才彻底崩溃了。她也曾⼀度试图到宗教中去寻求抵御情欲诱惑的⼒量，可是⾃称“医治⼈类灵魂的医⽣”的本堂神甫，对她⼼灵苦闷的倾吐却⽆动于衷，根本不理解，使她的希望归于彻底幻灭。社会给她造成了堕落的温床，⽽在她本能地⼀再反抗、挣扎时，在社会上却找不到任何救助。⽽罗多尔夫、莱昂这类道德败坏、专⻔玩弄⼥性的男⼈，却⼀再勾引她。这样，她便不可避免地成了他们的虏获物，最终堕落为不可救药的淫妇。
包法利夫⼈的致命错误在于，她不懂得豪华淫逸的⽣活和浪漫传奇的爱情，需要物质财富作为基础。她的家庭环境，⽆论她⽗亲还是她丈夫的家境，都不具备这种物质条件，⽽她却偏偏要去追求那种不可能属于她的⽣活。在她寻求爱情和幸福，却沦为别⼈的玩物的过程中，她不知不觉地将丈夫的薄产挥霍殆尽。这便给⾼利贷者提供了可乘之机。唯利是图、精明狡猾的奸商勒乐，看准了包法利夫⼈的弱点和处境，拿物欲作为诱饵，让她签署⼀张⼜⼀张借据，使她积债如⼭，⽽⼀旦发现她⾝上再也没有油⽔可榨时，便串通法院，扣押包法利家的财产去抵债，并且张贴布告宣布拍卖。包法利夫⼈被逼到了家庭破产、⾝败名裂的绝境。她求助于情⼈，情⼈们推诿搪塞；她求助于税吏，税吏⽆动于衷；她求助于公证⼈，公证⼈花⾔巧语，企图乘其危难占有她。这时的⼈世，对包法利夫⼈是那样冷酷⽆情！在她⾯前只剩下⼀条路，就是结束她尚且年轻的⽣命。作者本⼈就说过：“就在此刻，我可怜的包法利夫⼈，正在法国的⼗⼆个村庄⾥受罪、哭泣！”[2]被逼致死的包法利夫⼈遭到社会唾弃，⽽引诱她堕落的情⼈罗多尔夫和莱昂却逍遥⾃在，甚⾄步步⾼升。作品结尾的这⼀笔，更饱含了⾟辣的讽刺和⾎泪的控诉。福楼拜说：“任何写照都是讽刺，历史是控诉。”[3]这种讽刺和控诉，构成了《包法利夫⼈》强烈的批判效果。
《包法利夫⼈》强烈的批判效果，不仅仅体现在对爱玛的命运的描写上。这部⼩说有个副标题，叫作“外省⻛俗”。除了爱玛的⽣活经历之外，它还给⼈们提供了什么样的外省⻛俗画呢？给⼈以鲜明印象的，⾸先是⼀幅形形⾊⾊的群丑图。这⾥有满嘴“进步”“科学”，实际上不学⽆术，却怀着政治野⼼，欺世盗名的药店⽼板奥梅；有⾃誉为“医治⼈类灵魂的医⽣”，实际上对⼈的感情⼀窍不通，浅薄可笑的本堂神甫布尔尼贤；有道貌岸然，彬彬有礼，却满肚⼦男盗⼥娼，与奸商暗中勾结，饱肥私囊的公证⼈纪尧曼；有唯利是图，奸诈狡猾，重利盘剥，置⼈于死地的奸商兼⾼利贷者勒乐；有灵魂肮脏，腐化堕落，随⼼所欲玩弄⼥性，纵情声⾊⽝⻢的地主罗多尔夫；还有⽣活空虚，百⽆聊赖，整天摆弄旋床以消磨时光的税吏兼消防队⻓⽐内，等等。当然，乡镇医⽣包法利也应算其中⼀个，这是⼀个思想平庸，能⼒低下，感情迟钝，⿇⽊不仁，做过“名扬天下”的美梦，但终因医术平庸，只好安于现状的⼈。够了，在⼀个外省乡镇，数得着的有头有脸的⼈物，基本上⻬全了；要说缺，只缺⼀个乡村教师，因为那个时代在乡间，教师还不受⼈重视。作者把整个乡镇的头⾯⼈物写得如此周全，⼏乎⼀个不漏，不能不说是⼀种着意安排。这些⼈算得上乡镇的精英吧，可是他们之中，竟然没有⼀个坦荡君⼦，没有⼀个德才兼备之⼠，没有⼀个有德⾏的⻆⾊！他们全都是蝇营狗苟之辈！⼀个乡镇是如此，推⽽⼴之，整个社会，不是可想⽽知了吗？这就是为什么《包法利夫⼈》虽然写的是外省⼀隅，却具有震动整个社会的⼒量。
作为外省⻛俗画，作品中以浓重的⾊彩、渲染的笔调，描写了⼀个“农业评⽐会”。这是当局宣扬成就、刺激农业⽣产发展的⼀次盛会。会场上张灯结彩，敲锣打⿎，鸣枪放炮，⼀派在永维镇难得⻅到的节⽇景象。就在这⾮凡的热闹⽓氛中，各种头⾯⼈物，上⾄省府参事，下⾄本地乡绅，粉墨登场。其中，药店⽼板奥梅，上蹿下跳，出尽⻛头；教堂执事赖斯迪布都⽡，趁机向参加会议的农⺠出租教堂的椅⼦，⼤捞外快；省府参事在主席台上发表演说，⼤肆吹嘘全国农村的进步和政府对农⺠的关⼼；⽽罗多尔夫钻在⼆楼，甜⾔蜜语勾引包法利夫⼈，两个⼈⼀个慷慨激昂，⼀个窃窃私语，形成了⼀曲令⼈忍俊不禁的⼆重唱；主席台下的整个会场，⼈群吵吵嚷嚷，⽜哞⽺咩，乱成⼀⽚。⼀个庄严隆重的评⽐会，变成了⼀幕滑稽可笑的闹剧。不仅如此，在⼤会主席宣布的⻓⻓⼀串获奖者名单中，有⼀位给地主⼲了五⼗四年活的⽼太太，⼈⼜⽼⼜瘦，脸上的皱纹⽐⻛⼲的苹果还多，⾝上穿着破⾐服，两只⼿⻓年接触⾕仓的尘⼟、洗濯的碱⽔和⽺⽑的油脂，粗糙发硬，疙⾥疙瘩，合也合不拢。⽽她半个多世纪的⾟劳所换来的奖赏，只不过是⼀枚仅值⼆⼗五法郎的奖章！作品中精⼼安排这样⼀位被剥削制度压榨⼲的农妇，作为获奖者的代表，不正是对省府参事所唱的⾼调，对这次所谓评⽐会的抗议吗？会议结束后，头⾯⼈物全都留下来⼤吃⼤喝，⽽群众散去，“⼈⼈回到原来的地位，主⼦继续虐待雇⼯，雇⼯继续⽤鞭⼦抽打牲⼝”。这是多么尖刻的讽刺，多么有⼒的批判。⽽这种讽刺和批判所针对的，从作品中不难看出，是政府，是最⾼当局，甚⾄国君。
《包法利夫⼈》故事发⽣的背景是七⽉王朝，但它所揭露和批判的，主要是第⼆帝国的社会现实。难怪作品⼀问世，就⽴刻掀起轩然⼤波，“遭到政府攻击，报纸谩骂，教⼠仇视”，帝国政府迫不及待地要拿作者问罪。这正是这部作品的巨⼤成功，正是这部作品继《红与⿊》和《⼈间喜剧》之后，成为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⼜⼀部杰作的根本原因。
作为继《红与⿊》和《⼈间喜剧》之后，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⼜⼀部杰作，《包法利夫⼈》不仅思想内涵上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和批判效果，⽽且艺术⻛格上在继承现实主义传统的同时，取得了⾰新性的突破，在法国甚⾄世界⽂坛，获得了普遍赞誉和⾼度评价。拉⻢丁说这部作品是他“⼆⼗年来读到的最优秀的作品”[4]。波德莱尔赞扬福楼拜“肩负了开辟⼀条新路的使命”[5]。圣勃夫评论说：“在许多地⽅，我觉得从不同形式下看到了新⽂学的标志。”[6]左拉宣称“新的艺术法典写出来了”[7]。⻢克思的⼥⼉爱琳娜则认为：“完美⽆缺的《包法利夫⼈》问世后，在⽂坛产⽣了类似⾰命的效果。”[8]这些评价不约⽽同地⾼度肯定了《包法利夫⼈》的艺术成就。
福楼拜把真实地反映现实⽣活，当作⼩说创作的最⾼原则。他像司汤达和巴尔扎克⼀样，把⼩说喻为“反映现实⽣活的⼀⾯镜⼦”。[9]他认为真实和美是不可分割的：“美就意味着真实。虽说真实的东西不⼀定都美，但美的东西，永远是真实的。”“丧失了真实性，也就丧失了艺术性。”[10]这些论断反映了福楼拜的艺术⻛格的基本倾向。但这种基本倾向并⾮福楼拜所独具。⼈们同样可以拿这些观点，去衡量和评价其他现实主义⼤师们的艺术特点。福楼拜的独创在于，他通过《包法利夫⼈》，把⼩说艺术的真实原则推到了“纯客观”的境界。他主张，作家写⼩说，应该像⾃然科学家搞科学研究⼀样，始终保持客观、冷静的态度，“作者的想象，即使让读者模糊地猜测到，也是不允许的”。作品中“⼀⻚⼀⾏，⼀句⼀字，都不应该流露出作者的观点和意图的丝毫痕迹”[11]。《包法利夫⼈》以前的⼩说，⽆论司汤达的《红与⿊》，还是巴尔扎克的《⼈间喜剧》，在作品中作者处于主宰⼀切的地位，由作者叙述故事发⽣的时代背景和社会背景，评价⼈物和事件；作者还经常借题发挥，抒发感慨或阐发哲理，甚⾄向读者进⾏说教。总之，作者⽆所不在，⽆所不能。在《包法利夫⼈》⾥，这⼀切都不⻅了。作者把⾃⼰深深地隐藏起来了。读完这部⼩说，甚⾄很难弄清故事的叙述者究竟是谁。作品上卷第⼀章写上中学的夏尔·包法利，其中有⼀句话：“夏尔当时的情形，现在我们恐怕谁也不记得很清楚了。”由此看出，故事的叙述者似乎是夏尔的⼀位同学。但仅此⽽已，后⾯再也没露出蛛丝⻢迹。写爱玛的遭遇和命运，作者⾃始⾄终没有出⾯发⼀句感慨；写“农业评⽐会”那样的场⾯，作者也没有出⾯发⼀句议论。总之，作者把⾃⼰彻底从作品中排除了。他只是通过典型事件和典型⼈物，把现实⽣活忠实地描写出来，⼀切让读者去体会，让读者去下结论。这种“纯客观”⼩说，根植于前期批判现实主义的⼟壤之中，⽽为19世纪后期的⾃然主义开辟了道路。左拉就特别推崇《包法利夫⼈》，称之为“⾃然主义的典范之作”，并且通过对《包法利夫⼈》的评价，阐述了⾃然主义的艺术观：“⼩说家⽆动于衷是⼀条基本法则。⾃然主义⼩说家使⾃⼰彻底消失在⾃⼰所叙述的⾏动背后。他是藏⽽不露的戏剧导演。”“作家不是说教者，⽽是解剖学家。他只满⾜于讲出在⼈的⼫体⾥所看到的东西，让读者⾃⼰去下结论。⼩说家始终保持不偏不倚。福楼拜就是这样写⼩说的。”[12]
前⾯已经提到，《包法利夫⼈》以前的⼩说，作品中故事发⽣的时代背景和社会背景、主要⼈物的出⾝，甚⾄重要活动或习俗的来⻰去脉，⽆不详详细细交代得⼀清⼆楚，⼒图让读者感到，⼀切都有根有据，天⾐⽆缝。可是，读完《包法利夫⼈》，读者会发现，这本⼩说根本没有时代背景和社会背景的交代，⼈物的出⾝也没有专⻔的交代，更没有家族谱系式的回顾与叙述。作品的着眼点，是描写现实的⽣活，描写⼈物现实的活动、遭遇和命运。⾄于这⼀切的背景，则是⼀⽚虚⽆。这样做的⽬的，是尽可能地把作品的主题思想隐藏起来，让读者⾃⼰去思考、体会、理解。关于这⼀点，作者福楼拜说得很明确：“我觉得美的，亦即我想写的，是⼀本建⽴在虚⽆之上的书。它仅仅靠⾃⼰，靠其⽂笔的内在⼒量来维持，就像地球没有任何⽀撑⽽维持在空中⼀样。这是⼀本没有主题，或者尽可能让主题隐⽽不露的书。”[13]这种“建⽴在虚⽆之上”的⼩说，正是《包法利夫⼈》整体⻛格的⼜⼀重要特点。
福楼拜是位语⾔⼤师，很注重⼈物性格化的语⾔描写。但是在《包法利夫⼈》⾥，他对⼈物对话的描写显得相当节制，作品⾥⼏乎⻅不到⼤段⼤段的直接对话。⽽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，是突出地运⽤了⼈物内⼼独⽩。不仅爱玛和夏尔，就是罗多尔夫和莱昂，甚⾄鲁俄⽼爹，都有⼤段的内⼼独⽩。虽然从整体上讲，内⼼独⽩在这部作品中也是局部的，但可以毫不夸张地称为“包法利特⾊”。内⼼独⽩正是⼈物⼼理上那个最隐秘的领域、那个梦呓般难以表达的领域的流露，是⼈物的思想在⽆意识层次的流动，有助于揭⽰⼈物的内⼼世界，使⼈物的思想、感情和性格更加丰富，更加充实，更具有⽴体感，更真实可信。
福楼拜是⼀位锐意创新的艺术家，他在《包法利夫⼈》⾥为追求艺术的完美所做的尝试，为⾰新⼩说的艺术形式做出了重要贡献，引起了20世纪的现代派⼩说家们的普遍注意，产⽣了⼴泛⽽深远的影响。意识流⼩说⼤师普鲁斯特认为，《包法利夫⼈》中⼈物内⼼独⽩和动词⾮确指过去时的运⽤，使得福楼拜“⼏乎像康德⼀样更新了我们对事物的看法，更新了认识及外部世界现实的理论”[14]。存在主义的代表⼈物萨特称福楼拜是“现代⼩说的创始⼈”“处于当今所有⽂学问题的会合处”[15]。⽽60年代“新⼩说”的主要作家罗伯-格⾥耶和娜塔丽·萨洛特，在猛烈抨击巴尔扎克式⼩说的同时，却把福楼拜奉为前驱，全⾯继承并⼤⼤发展了《包法利夫⼈》⾰新性的艺术特⾊，进⽽把⼩说的艺术形式推到了极端。现代派⼩说家们对福楼拜的崇奉和继承，充分显⽰了福楼拜在法国⽂学史上独⼀⽆⼆的地位，⽽⼀百多年来⼈们对《包法利夫⼈》的研究、评价和借鉴，说明这部作品成了现代⼩说名副其实的经典。法国当代⼩说家兼评论家蒙泰朗说得好：“法国当代所有作家，⾄少像我这种年龄的作家，都从他（福楼拜）那⾥得到了⼀点什么。”“⼈们感激他塑造了⼀个典型——包法利夫⼈的典型。”[16]
罗国林
注释：
[1] 福楼拜：《书信集》第Ⅱ卷第六百七⼗七⻚。
[2] 福楼拜：1853年3⽉14⽇给科莱夫⼈的信。
[3] 福楼拜：1857年2⽉给普拉迪埃的信。
[4] 拉⻢丁：1857年1⽉30⽇约⻅福楼拜的谈话。
[5] 《波德莱尔全集》第Ⅱ卷第五百⼆⼗三⻚。
[6] 圣勃夫：《包法利夫⼈》，1857年5⽉4⽇《世界箴⾔报》。
[7] 左拉：《居斯塔夫·福楼拜》。
[8] 爱琳娜·⻢克思：《包法利夫⼈》英译本导⾔。
[9] 莫泊桑：《居斯塔夫·福楼拜》。
[10] 莫泊桑：《居斯塔夫·福楼拜》。
[11] 莫泊桑：《居斯塔夫·福楼拜》。
[12] 左拉：《⾃然主义⼩说》。
[13] 福楼拜：《书信集》第Ⅱ卷第三⼗⼀⻚。
[14] 普鲁斯特：《论福楼拜的⻛格》，1919年3⽉《新法兰西杂志》。
[15] 萨特：《家庭的呆⼦》第II卷第⼋⻚。
[16] 1983年版《包法利夫⼈》序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