古今中外，多少真正伟⼤的⽂学艺术作品，⼀经问世，即遭到⽆情的⾮难、攻击、批判，甚⾄查禁、焚毁，后来仅仅凭仗历史的公正，才最终获得其应有的地位，成为⼈类共享的⽂化艺术宝库中的瑰宝，彪炳千古。居斯塔夫·福楼拜的传世之作《包法利夫⼈》的遭遇，就是典型的⼀例。
福楼拜动⼿写《包法利夫⼈》，是1851年9⽉19⽇在卢昂近郊的克罗⽡塞别墅。经过将近五年呕⼼沥⾎的创作，直到1856年5⽉才完稿。但誊写⼈誊得⼀塌糊涂，他⼜不得不仔细校正，⾄5⽉31⽇，才寄给《巴黎杂志》他的朋友杜康。《巴黎杂志》是⼀家半⽉刊，将⼿稿搁置了三个⽉，才决定从10⽉1⽇⾄12⽉15⽇，分六期连载《包法利夫⼈》。但该刊审读委员会致函福楼拜，认为他的⼩说需要删节，请他把删节的全权交给编辑部。福楼拜未予理睬，仅在来函背⾯写了“荒谬透顶”四个字。从10⽉1⽇⾄11⽉15⽇发表的⼏部分，倒是未作删节。及⾄12⽉1⽇那⼀期准备付印之时，编辑部⼀位负责⼈对出租⻢⻋⾥发⽣的场⾯（即莱昂与爱玛从卢昂⼤教堂⾥出来后，乘出租⻢⻋疯跑全城那⼀段），忽然感到担⼼，说：“这⼀段不合适，我们还是把它去掉吧。”福楼拜对此⼗分⽓愤，但为了不使编辑部为难，便说：“你们要删节，悉听尊便，但你们必须说明你们作了删节。”于是，编辑部加了⼀条脚注：“审读委员会认为有必要删去此处的⼀段，因为它不符合本刊的编辑⽅针。特此说明。”事情并未到此⽌步，接着12⽉15⽇那⼀期，编辑部⼜决定删去⼏处。福楼拜确实恼怒了，经交涉，在⼩说正⽂底下刊出他的抗议：“《巴黎杂志》出于我不赞同的某些考虑，在12⽉1⽇那⼀期⾥已删去了⼀段。在编辑这⼀期时，他们⼜顾虑重重，认为必须删去好⼏处。因此，我声明对后⾯发表的部分不负责任，读者看到的仅是⽚断，不是整体。”
《包法利夫⼈》⼀发表，⽴刻在⽂学界和读者中引起了轰动。当时负责严密检查所有出版物的帝国检察署，看到这部轰动性⼩说，《巴黎杂志》在发表时竟“顾虑重重”，多次删节，该刊审读委员会还特地声明，所删去的部分“不符合本刊的编辑⽅针”。这还了得！检察署⾼度警觉起来，对陆续发表的每⼀部分仔细研究，很快决定对这本书的作者福楼拜以及《巴黎杂志》发⾏经理洛朗⽐沙和印刷商⽐耶提出公诉。福楼拜等很快收到传票，审判于1857年1⽉31⽇开始。负责宣读公诉状的是代理检察⻓埃内斯特·⽪纳尔。此⼈是帝国政府豢养的⼀条鹰⽝，后来出任内政⼤⾂。他在公诉状⾥，指控《包法利夫⼈》“败坏公众道德，诽谤宗教”。其重点打击对象是作者福楼拜。公诉状最后要求法庭从轻处理杂志发⾏经理和印刷商，“⾄于主犯福楼拜，你们必须严惩”。
出庭为福楼拜辩护的是儒勒·塞纳尔律师。他在辩护词中肯定《包法利夫⼈》是“⼀本好书”“⼀本诚实的书”“这本书的思想，从头⾄尾是⼀种⾮常合乎道德、合乎宗教的思想”“它是通过揭露令⼈发指的道德败坏来弘扬道德”。塞纳尔是巴黎律师公会成员，曾任国⺠议会议⻓，可谓声誉卓著，⽽⼜雄辩机警。他的辩护词很有特⾊。当时，他如果不从肯定《包法利夫⼈》⾮常合乎道德和宗教这个前提⼊⼿，⽽从维护⾔论⾃由和维护艺术之于道德的独⽴性⼊⼿来进⾏辩护，那将是⾮常笨拙的。他不仅论证了《包法利夫⼈》是⼀本好书，⽽且肯定了它的艺术成就，强调它是作者⻓期深⼊、细致观察⽣活的结晶，赞扬了作者独特的艺术⻛格，甚⾄⼤胆肯定现实主义的描写⽅法。作为⼀个律师，在当时做到这⼀点是难能可贵的。
就在开庭前⼣，当时影响很⼤的诗⼈拉⻢丁，约⻅年轻的作者（福楼拜那时年仅三⼗五岁），对他表⽰⽀持。福楼拜问他：“先⽣，我因为写了这部作品，正受到轻罪法庭追究，指控我违背了道德和宗教，这⼀点你想得通吗？”拉⻢丁斩钉截铁地回答：“亲爱的孩⼦，在法国没有⼀个法庭能给你定罪。有⼈如此误解你的作品，并下令对它提出起诉，这⾮常令⼈遗憾。不过，为了我们国家和我们时代的荣誉，任何法庭都不能给你定罪。”事实证明，拉⻢丁的断⾔是真知灼⻅。⾯对《包法利夫⼈》这部杰作，⾯对德⾼望重的塞纳尔律师逻辑严密、雄辩有⼒的辩护，⾯对许多著名作家的声援和抗争，巴黎第六轻罪法庭在“判决书”⾥虽然指出，“在本庭受到起诉的这部作品应该受到谴责”，但不得不承认，公诉状所指控的段落，“⽆论从它们所阐述的思想还是它们所描写的情景，仍属于作者试图塑造的⼈物性格的范畴”，因⽽宣告作者福楼拜以及《巴黎杂志》发⾏经理和印刷商“⽆罪”，“不予追究”。
这是⼀个了不起的胜利。它不仅是福楼拜的胜利，也是整个⽂学界的胜利。福楼拜本⼈充分意识到这个胜利的重⼤意义，他说：“我这场官司是整个当代⽂学的官司。⼈们攻击的不是我的⼩说，⽽是所有⼩说连同创作⼩说的权利。”[1]统治者的倒⾏逆施往往产⽣与其愿望相反的结果。这场官司不仅为《包法利夫⼈》做了⼴告，使它在两个⽉内销售量达⼀万五千册，此后⼜⼀版再版，⽽且进⼀步确⽴了这部作品的历史地位。
《包法利夫⼈》描写的是⼀位⼩资产阶级⼥性因不满夫妻⽣活的平淡⽆奇⽽通奸，最后⾝败名裂，服毒⾃杀的故事。这样⼀个桃⾊事件，⽆论在实际⽣活中，还是在向来的爱情⼩说⾥，都是司空⻅惯的。何以经福楼拜写出来，便惊动了帝国政府检察署，⽴即对作者提出公诉，给他加上“败坏道德，诽谤宗教”的罪名，要求法庭“必须严惩”呢？这个问题的答案，只要分析⼀下这部作品的思想内涵便明了。
福楼拜写包法利夫⼈，着眼点不在写她的爱情故事，⽽在写她从纯真到堕落，从堕落到毁灭的前因后果及当时的社会状况。
爱玛出⽣于外省⼀个殷实农家。和许多乡下⼥孩⼦⼀样，她聪明伶俐，天真纯朴。可是，在19世纪上半叶的法国，⽆论巴黎还是外省的中上层资产阶级，都把⼥孩⼦送进修道院接受⼀段教育，培养贵族式的思想感情和⾔⾏举⽌，为⽇后进⼊上流社会打下基础。爱玛的⽗亲鲁俄⽼爹爱⼥⼼切，也赶时髦，把她送进卢昂的修道院。爱玛⽣性敏感，感情热烈，想象⼒丰富，在修道院⾥，“修⼥们在训诫时，反复拿未婚夫、丈夫、天国的情⼈和永恒的婚姻这些概念进⾏⽐较，在她的灵魂深处，唤起意想不到的柔情”，⽽宗教⾳乐课上所唱的抒情歌曲，全都“格调低下，⾳调轻浮，使爱玛窥⻅了诱⼈⽽⼜变化莫测的感情世界”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修道院禁欲主义的说教，只能起反作⽤，越发刺激她受压抑的情感和对爱情的遐想。不仅如此，1830年前后⻛靡⼈⼼的消极浪漫主义，配合天主教卷⼟重来的活动，也渗透进了修道院。正是在修道院⾥，爱玛接受了浪漫主义传奇⼩说的熏陶，成天满脑⼦情男、情⼥、眼泪与吻、⽉下⼩⾈、林中夜莺、凭窗盼望⽩翎骑⼠前来幽会的⼥城堡主。这些东西与她出⽣的环境和她⽇后的家庭⽣活格格不⼊。正是社会提倡的修道院教育，腐蚀了爱玛稚弱的⼼灵，在她灵魂深处播下了淫靡的种⼦，做成了堕落的温床。试想⼀想，如果没有这种教育，⽇后的爱玛及其⽣活道路，必然会是另外⼀种样⼦。由修道院陶铸出来的爱玛·鲁俄⼩姐，怀着对爱情的憧憬结了婚，成了包法利夫⼈。包法利是乡镇医⽣，按理说在乡间算得上⼀个体⾯⼈物，可是他平庸⽆能，感情迟钝，与爱玛幻想中的骑⼠相差⼗万⼋千⾥。爱玛所期待的爱情没有到来。⽽沃⽐萨尔的舞会却向她展⽰了灯红酒绿、纸醉⾦迷的上流社会⽣活。在这⾥，她体验到了奢侈豪华的⽣活的滋味，看到了养尊处优、浪荡调情的贵夫⼈，看到了曾经在王宫⾥很吃⾹、在王后娘娘床上睡过觉的⽼公爵，还同那位⻛度翩翩、颇有骑⼠派头的⼦爵跳过舞。这次舞会，是涉⾜社交⽣活的爱玛所上的第⼀课，使她在修道院时期所产⽣的天花乱坠的幻想，变成了看得⻅、摸得着的⽣活⽅式，在她的⼼灵深处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。后来她的⼀切渴求和梦想的背后，都浮现出这次舞会的难忘情景。包法利夫⼈本来并不是个坏⼥⼈，尽管受了这些教育和影响，在迁居永维镇之后，她还是⼀度发狠躲避莱昂的追求，⼒图当⼀个贤妻良⺟，甚⾄试图帮助丈夫在事业上创造惊⼈的成就，名扬天下。但是丈夫太⽆能，太不争⽓，险些断送⼀条⼈命，这使她受到不堪承受的打击，觉得包法利这个姓⽒给她带来的只有屈辱，因此本已岌岌可危的贞操才彻底崩溃了。她也曾⼀度试图到宗教中去寻求抵御情欲诱惑的⼒量，可是⾃称“医治⼈类灵魂的医⽣”的本堂神甫，对她⼼灵苦闷的倾吐却⽆动于衷，根本不理解，使她的希望归于彻底幻灭。社会给她造成了堕落的温床，⽽在她本能地⼀再反抗、挣扎时，在社会上却找不到任何救助。⽽罗多尔夫、莱昂这类道德败坏、专⻔玩弄⼥性的男⼈，却⼀再勾引她。这样，她便不可避免地成了他们的虏获物，最终堕落为不可救药的淫妇。
